新轴心时代的哲学瞩望，“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北大开讲

9月9日，为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总编纂汤一介先生逝世10周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40周年，由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六讲，主题为“新轴心时代的哲学瞩望：汤一介先生思想评介”于北京大学举办。

杨立华教授主讲

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立华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李中华评议，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代表三家主办单位致辞，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主持。

汤一介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成就卓著。曾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等。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首先谈起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建设中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汤一介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他勇敢地“走出去”，让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重新面对世界汉学以及世界哲学的大舞台；第二，他始终回望中国人的经典世界，通过中国阐释学的方法论的阐释和《儒藏》的整体编纂以及对儒学工作的始终的坚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和浩瀚的思想资源；第三，汤一介先生承继了汤用彤学脉对中国本土宗教思想和哲学的挖掘，以他一己之力培养出了在最近的20年间最活跃的中国道教和本土宗教研究的学者。”

互动交流

主讲环节，杨立华教授从中国传统精神的再觉醒、“内在超越”与中国文明的基本品格、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和谐、中国解释学的提出与《儒藏》工程、新轴心时代的哲学期许五个方面讲述了汤一介先生的学术历程以及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

杨立华首先回顾了汤一介关于儒学第三期的开展的思想。据悉，汤一介将儒家思想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荀等为代表；第二期是汉朝以后，特别是宋明时期，儒家思想在佛教冲击后，通过理学得到重大发展；第三期则是近现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儒家思想如何寻求新的发展。

关于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汤一介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是理想主义，而且是以人本主义为前提的。这种理想主义鼓励人们不断追求更高的社会理想，即使这些理想在现实中可能难以完全实现，但人们应有这种追求的精神。在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中，汤一介提出了“儒西并尊”与“中西并尊”的立场。他认为，儒学不应孤立发展，而应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互补。此外，汤一介还探讨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

“在学术史中，尤其是80年代初的时候，儒学第三期开展的可能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意识之一，这个问题意识在今天的儒学研究、甚至在今天的整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当中仍旧极为重要。汤一介对此曾提出‘三个合一’：天人合一针对的是真的问题，就是哲学上根本的价值追求，知行合一解决的是善的问题，情景合一解决的是美的问题。因此对于儒学第三期的开展的讨论成为中国传统精神的再觉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杨立华谈道。

杨立华讨论的第二个问题聚焦于汤一介的“内在超越”思想。

“内在超越”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与西方哲学的“外在超越”形成鲜明对比。在汤一介看来，内在超越强调的是通过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精神提升或内在自觉来达到超越现实、实现理想境界的过程。这种超越并非依赖于外在的超越力量（如上帝），而是完全依赖于人自身的内在努力和修养。

内在超越在儒释道中有不同的体现，以道家为例，道家哲学中的内在超越主要体现在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上。庄子认为，人应摆脱外在的束缚和执念，通过“坐忘”、“黜聪明”等方式达到精神的解放和自由。他强调的是精神的内在超越，即通过内心的修炼和觉醒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在佛教中，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的代表，也强调内在超越。禅宗追求的是瞬间永恒的神秘境界，通过内在自觉和修行来达到成佛的境界。禅宗反对念经、坐禅、拜佛等外在形式，认为只要内在自觉即可成佛。这种思想体现了禅宗对内在超越的极致追求。

“汤一介认为，儒释道都涉及到内在超越性的问题，足见这是一个中国哲学中的普遍的观念。另外，汤先生论述特别凸显、特别强调中国文明本身的特性，就是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特性。当然这个根本特性一度被说成中国文明特殊论，我认为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品格跟强调中国文明特殊论不是一回事。”杨立华谈道。

汤一介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新轴心时代”。

“新轴心时代”概念实际上是对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雅斯贝尔斯的原理论中，他指出公元前6、7世纪（约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即“轴心时代”。这一时期，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都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各自文明的发展，而且对全人类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这一时期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在印度，有释迦牟尼；而在中国，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汤一介在继承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概念。他认为，与前一个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间相对封闭、缺乏对话不同，“新轴心时代”是跨文化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成为新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将更加频繁，推动文化创新和发展。此外，文化的发展将由众多思想家群体而非少数思想家的合力推动，形成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文化影响。

杨立华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解释学的提出与《儒藏》工程”。

中国有着悠久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但并未形成像西方解释学那样的学科体系。汤一介认为，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解释学，它不仅能够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还能够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创新提供理论支持。汤一介通过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如《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解释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

汤一介也将中国解释学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主持编纂的《儒藏》工程，就是中国解释学实践应用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总结时，杨立华指出，汤一介思想的基本底蕴是平正的理性精神，而唯物辩证法的系统接受则决定了汤一介的思考方向。汤一介尝试将传统及现代思想整合进一个综合的系统当中，且一直关注体系化哲学的建构，但又未采取体系化哲学的写作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抱有对于体系化写作的流弊的顾虑，另一方面还源于汤一介在最后几年里开始深入思考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生发出人类普遍价值的问题，而这又和他创建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的探索紧密相关。汤先生的思想是诠释的、体系化的系统综合，尽管这一思想的综合并未完成，却给后来的思想者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汤一介先生特别喜欢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还，无复独多虑’。他对中国哲学经典最喜欢的应该是《物不迁论》，我用《物不迁论》结尾的句子作为我讲座的结尾：‘是以如来，功流万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果以功业不可朽故也’。我相信汤一介为中国文化所建立的各种功业是真正不朽的功业。”杨立华谈道。

李中华教授在评议环节中指出，杨立华教授对汤先生的学术文化和哲学创作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他对汤先生的了解和学术的分析、评介都是很到位的。在进一步梳理了汤先生主要著作及其重大意义后，李中华说到，汤一介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复兴和他的哲学与文化的创造，以及《儒藏》的编纂之中，他的学术担当精神和大我的情怀，将同他的思想哲学文化的创造和《儒藏》一起在未来闪光。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李林，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干春松，支持机构代表乌旸丹丹、陆俊，以及汤先生家人、生前好友出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