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录·巴县妇女档案｜死亡的剧本——廖吴氏的生死疑案

苏轼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洗冤录”系列，藉由历朝历代的真实案件，窥古代社会之一隅。“巴县妇女档案”作为“洗冤录”的番外篇，聚焦清朝重庆地区妇女的生存状态。

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十二日，巴县节里八甲（今重庆市巴南区东部）农夫张学礼在自家土地上寻牛。行经一片小树林的时候，赫然看见地上散落着一些尸骨，还有几件脏污褴褛的衣服鞋袜。张学礼吓得腿都软了，他失魂落魄地跑向附近人家，喊来乡约田子良、乡邻陶顺安、魏朝爵、王金玉等人一起查看现场。众人看过尸骨后，自然也是震惊惶恐。他们决定由魏朝爵看守现场，张学礼、王金玉等人赴巴县衙门告官。

正月十四日，县衙快速受理了这个案件。节里八甲那边，案情也有了新的进展。就在发现尸体的当天，张学礼的邻居廖公权认出，尸骨旁的一双鞋子是他弟弟廖尧庚的，死者可能是廖尧庚失踪半年的妻子廖吴氏。一时间，案件似乎有了头绪。正月二十一日，署理知县亲自带着仵作、差役在尸骨发现之处进行了检验，认定死者为“廖吴氏，23岁”，死因是自缢。

于是，一场围绕着“廖吴氏之死”的搏弈拉开了序幕。

图中用红圈标记之处为巴县节里，地图来自霍为棻、王宫午撰：《巴县志》卷之一“疆域志”，同治六年刻本

他们在说谎

正月二十九日，县衙对廖家人、吴家人和节里八甲的五位村民进行了审讯，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陈述了两个情况：

一、在张学礼的地界中发现的尸骨就是廖吴氏的；二、廖吴氏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七月二十日，因受了婆婆的训斥而离家出走。廖家寻找了半年，都不见她的踪迹，没想到她早已在离廖家很近的树林中自缢而死。

既然就事情的前因后果达成了共识，接下来就是如何解决的问题。二月初，在李知县、乡约向子良等人的斡旋之下，廖家同意给吴家提供赔偿。二月二十四日，赔偿的数额敲定下来，包括：超度费制钱三十千文，棺木一付，包坟钱七百文，并退还吴氏的所有嫁奁。对于这个方案，廖吴两家没有异议，同时签署了结案文书。一桩持续了半年之久的悬案，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如快刀斩乱麻一般迅速了结。

然而这根本不是“廖吴氏之死”的真相，因为这个案卷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说谎，案卷中白纸黑字写下的，都是不合逻辑的情节。

首先是发现尸骨的张学礼，也是本案最关键的证人。张学礼说：

缘本月十一日，蚁放牛失归，蚁于十二日早往山寻牛，于魏朝爵界连岭岗树林处所，得见朽烂死尸一人。当即惊骇，投鸣约邻。

这就是本文开头那一幕。但是在乾隆中期的巴县乡村，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整个四川的人口增长很快，人均耕地不足5亩。在重庆这样的通都大邑附近，每家每户的田地更少。张学礼家境贫寒，家里只有两个人，占有的土地不会超过10亩，不足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在如此有限的空间里，一具尸体不大可能放了半年都没人发现。而且在川东丘陵地带，乡村的小片树林通常与民宅连在一起。这里往往是当地百姓祖坟的所在，是日常生活柴薪、竹木的来源，也是人们行走的通道，所以更难以隐藏一具尸骨长达半年。

“树林藏尸”毕竟可疑，却并非完全不可能。真正不合逻辑的，是张学礼看到尸骨时的反应。在清代中国，一个人如果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在自家地界发现了尸体或人骨，绝不会在第一时间喊人、报官，那样大概率会给自家招来灾祸。这是因为清代民间社会盛行着一种可怕的风气——图赖。

所谓“图赖”就是用已死之人的尸体，诬赖或恐吓为某人所害，以期达到陷害、敲诈或报复的目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碰瓷”，但是情节要恐怖、恶毒得多。在图赖事件中，必不可少的道具是尸体或尸骨，其来源通常有四种：杀人、自杀、捡拾路遇尸体（骨）、挖掘坟墓中的尸体（骨）。也就是说，由于图赖风气的盛行，尸体（骨）在清代民间社会成为一种非常危险的存在。因此，张学礼在自家树林中发现一具来历不明的尸骨，他的正常反应一定是悄悄地把尸骨转移走或处理掉，绝不可能搞得人尽皆知，给图赖者创造机会。这些反常的情节，说明张学礼大概在说谎，这具尸骨可能不是他“偶然”发现的。

接下来，再看廖家人的说法。廖尧庚的二哥廖公权这样供述：

正月十二日，张学礼来投小的，说他地界上死了一人，只有骨头。小的拢来查看，那一双男鞋是小的幺兄弟的，一双男袜还是小的买的，小的是故认得。

从这段话可知，廖公权是廖家第一个看到尸骨的人。他当场承认现场散落的鞋袜是他弟弟的，等于直接将尸骨与廖家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就更说不通了：

第一，如果廖吴氏自己走到张学礼的地界自缢，为什么会随身携带丈夫的鞋袜？鞋袜显然对自缢没有任何帮助。

第二，清朝男性的鞋袜通常没有花纹和装饰，辨认一双鞋袜的主人是谁并不容易。而且如果尸体真的在露天放置了半年，那么随身的衣服鞋袜肯定已经脏污朽烂，更不可能一眼就认出那是廖尧庚的。

第三，若真如廖家人所说，廖吴氏已经离家出走半年，生死未卜。那么廖家人看到尸骨时，正常的反应该是沉默不语，或矢口否认尸骨与自家有任何关系。因为在那时，不小心招惹上一个陌生人的尸体（骨），尚且会遭到图赖，承认一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与自家有关，那不等于主动要求吃官司、坐牢吗？

再来看廖尧庚的父亲——廖维昌的口供：

（去年七月）十九日，小的同儿子廖尧庚到女婿家去上会，二十日才回家里。妻子陈氏说儿媳吴氏出外打猪草不见回来，小的就同近邻江应龙、陶尚凤们，找寻不着。

廖家是两个儿子——廖公权、廖尧庚与父母同住。按照廖维昌的供述，廖吴氏失踪那天，家里的三个男人全都出门了。不仅如此，连同院的邻居江应龙、江荣昌、陶尚凤也都出门了。他们有的“出外割谷子”，有的“出外做禾（干活）”。也就是说，在廖罗氏失踪的那一天，恰好一个院子里所有的男人都不在，只剩下廖吴氏和婆婆廖陈氏、嫂子廖罗氏在家。这未免也太巧了。

假设这是一个谎言，对说谎者有好处吗？当然有。在清代的法律理念和实践中，妇女相当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妇女犯了死刑以下的罪，是不用坐牢的。所以，如果案发当天只有三个女人在家，就意味着没有人要为廖吴氏的失踪或死亡负责。

一边是平日里少见的巧合，一边是这种巧合带来的大大好处。很容易让人想到，这种“巧合”可能是谎言，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总而言之，在廖吴氏的失踪或死亡一事上，廖家人的言语和行动非常可疑。不管是过于急切地认尸，还是难以置信的“巧合”，似乎都指向一个精心设计的局。

而此案中最大的谎言，还要数县衙提供的检骨报告。在中国传统法医学中，“检骨”与“验尸”是平行发展的两门知识。检骨的重要性在于，它一定程度地弥补了中国传统法医技术偏重于体表检查的缺陷，还能够对死亡已久的尸体进行检验。在清代，为了使骨骼检验更加准确、规范，刑部向地方衙门颁发了统一的《骨图》和《骨格》。《骨图》是为了便于验官了解人体骨骼的排布，《骨格》则是详细的检验报告，每一块（节）骨单列一栏，检验人员要逐一填写其保存和损伤情况。

在这个案卷中，保留着完整、规范的《骨图》、《骨格》，说明这具尸骨的确经过了专业人士的检验。但即便规范的检验文书，也是可以说谎的。

本案卷中保留的骨骼检验文书，左为《骨图》，右为《骨格》

中国传统法医教科书《洗冤集录》认为，人体共有365节骨，这与现代解剖学的认识非常不同。清代学者对《洗冤集录》的知识有一定的怀疑和纠错，但大体上还是接受了人体有300多节骨的结论。在本案中，只检验到了69节骨。也就是说，本案的尸骨只占正常人体骨骼的1/4不到。凭着如此支离破碎的骨骼，如何能够判断死者是男是女，年龄几何？然而神奇的是，三位验官还得出了死者是“廖吴氏，23岁”的结论。这精准程度，简直堪比21世纪的DNA检测。

本案的检骨结论

更不可思议的是，此次检骨得出了死者是“生前自缢“的结论。可是在检骨表格中，明明记录着死者颈骨第一节、第三节都已丢失。即便对验尸检骨毫无知识的人也能想到，缺失了一半的颈骨，如何能判断死者是“自缢”，而且还是“生前自缢”？

本案中颈骨的检验结论（左图）以及最终检验结论（右图）

由此可见，本案的骨骼检验，不过是按规定走流程。在看似规整的检验报告中，埋着不少虚假、荒谬的信息。

其实这些都只是浮在案卷表面的谎言，不用费什么心思就能识破。但是仅凭这些表面的谎言，已经足以推翻本案的所有结论。具体地说：

1、尸骨不一定是廖吴氏的；

2、死者不一定是生前自缢；

3、一般来说，这具尸骨不可能在张学礼家的树林中放置半年而不被发现；

4、人们看到尸骨的反应不合情理。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些谎言？廖吴氏真的死了吗？如果她确实遭遇了不幸，又是怎么死的？

被放弃的谎言——出家

关于廖吴氏的消失，廖家起初一口咬定是出家了。廖维昌说：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一位尼姑到节里居民徐健衡家借宿，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只在附近的田坎上留下一缕头发和一个背篼。所以廖家认定廖吴氏出家了，不需要再寻找。

这也是一个谎言，而且是一个心机更深、恶意更大的谎言。当然了，这个谎言有合理的部分。那就是：在乾隆三十七年的时候，一个突然失踪的女子，的确有可能是出家了。关于这一点，要从一个更大的政策背景来解释。

有清一代，佛教在信仰的纯度、学理的深度方面衰退得厉害。但是上自宫廷贵人，下自平民百姓，信佛的很多。清朝的前三位皇帝——顺治、康熙、雍正，都对佛教颇有好感。当乾隆皇帝即位的时候，佛教的野蛮生长已经令他感到不安。所以乾隆刚即位，就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限制佛寺的建造和僧人群体的膨胀。但是因为民间的信仰需求太过旺盛，这些政策到乾隆中期就执行不下去了。于是从朝廷到各地官府，又对佛教转为一种放任的态度。只要不出大事，基本上不管。从理论上说，一个生活在乾隆中期的人，只要他（或她）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就可以宣称自己是出家人了。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廖家公开宣称廖吴氏出家了。

理论上说得通，不等于现实中行得通。其实即便佛教政策很松弛，清代女性出家仍然比男性出家要困难得多。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出家的女性手里或多或少得有一点钱。毕竟佛门弟子也需要生活，需要面对衣食住行的世俗需求。再加上乾隆中期，出家（或号称出家）的人日渐增多，国家管不了也不想管，寺院也是僧多粥少，负担不起。所以许多男女僧人都要靠游方化缘、收香火钱、帮人做佛事、出租寺庙地产等方式养活自己。而谋生能力不强的女尼，就特别需要家人的资助，或者自己手里有些私房钱。清代女性出家风气最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女尼都出身于富家旺族。由家人出资修建一座庵堂，专供她们诵经修行，有的庵堂甚至要耗资数万两白银。所以清代女性出家这件事，有时也是一场财力的比拼，甚至是一种炫富行为。廖吴氏是不可能有这笔钱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她公公、婆婆、丈夫、大伯、嫂子的口供中，都提到了一件事：在廖吴氏失踪前几天，她曾回过一次娘家，带了三斤棉花给娘家人。这个情节和案子没什么关系，但是廖家人却非常在意。这说明，廖吴氏在婆家是不当家的，她动用任何财物（哪怕只是三斤棉花），都要受到婆家严密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可能出家？即使出了家，她拿什么养活自己？

第二，清代已婚女性无权单方面决定出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陆交通条件的改善，清代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高。尤其是男性，相当多的人选择出外打工、做生意，或者到新开发的地方去碰碰运气。清代重庆也是一个新开发的城市，所以漂着的人特别多。他们在家乡和重庆各有一个家，生意好的时候留在重庆，生意不好的时候随时会离开；还有一些人，虽然已经在重庆定居，但从事的是流动性非常高的职业，比如商人、船夫、水手，所以过的还是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在这些人的背后，是一个数量极大的留守妇女群体。与她们的丈夫相比，她们的生活更加不确定。一旦出门在外的丈夫病了、死了、变心了、做生意失败了或者很长时间没有寄钱回来，她们的生活就会陷入困顿。有时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被人当面欺负、背后嚼舌根，被偷被抢，有时甚至被猥亵、被奸污。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许多女性会主动要求出家，但是大部分寺院却不敢收留她们。这不仅是因为养不起，更是害怕万一哪天她们的丈夫回来了，会找寺院的麻烦。轻则来寺院大吵大闹，重则敲诈寺院的钱，甚至控告寺院拐卖人口、教唆妇女私奔。要知道，在《大清律例》中，妇女私奔可是重罪，依律要受100下杖刑。如果认真打，也就打死了。即使侥幸不死，丈夫还可以随意把她卖掉。历史学者陈哲（Gfilbert Z. Chen）说：“（在清代）一个女人一旦结婚，就和他丈夫的家庭捆绑在一起，她事实上不可能独自走出这段关系。”所以，一个擅自出家的清代妇女，身份基本等同于逃犯。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寺院会轻易接纳她们？又有多少女性敢于这么做？

第三，即便廖吴氏真的出了家，有可能生活更艰难。上文讲了廖吴氏出家的两个难点：没有钱，没有寺院接纳。但是如果廖吴氏真的豁出去了，这两件事倒也拦不住她。不是没有钱吗？那就自己想办法挣钱；不是没有寺院接纳吗？那就做一个四海为家的游方尼姑。所以廖维昌的口供中提到的那个神秘的尼姑，真的有可能是廖吴氏人生的另一个版本。但那通常意味着一种更加艰难、危险的生活。因为清代的游方僧尼，其实和乞丐差不多。只不过乞丐沉沦得更加彻底，而游方僧尼用“化缘”来修饰“乞讨”，用剃发、着僧衣、维持出家人的外表来暗示自己的信仰背景和正当身份。但这也只是一种身份“包装”，或者说是一种“人设”。在本质上，他们仍然是落魄潦倒、身份模糊的边缘人。对于游方僧尼来说，生活中最大的艰难不在于乞讨，而是被世人妖魔化，遭受没来由的歧视和攻击。最极端的一个事件，就是发生在公元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在那一年，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许多省份，纷纷报告出了剪人发辫，叫魂害人的案件。这种事情本来是捕风捉影、荒诞不经的，但是各省的官员还真抓到一批叫魂的“妖人”，大部分都是游方僧人。这个案子查来查去，发现那些被捕的僧人都是被冤枉的。但是整个社会的偏见和歇斯底里，就是会狂暴地倾泻到他们的身上。（具体内容参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与游方和尚相比，游方尼姑（甚至是寺院的尼姑）还极易遭受猥亵、性侵。阿Q抚摸小尼姑的光头，是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情节。这其实也说明，传统社会中的尼姑很难守住自己身体的边界，哪怕是面对阿Q那样卑微、窝囊的男性。在明清时期，尼姑兼做娼妓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做皮肉生意的尼姑或尼姑庵。像“泰山姑子”“吴越娼尼”大概就是类似“制服诱惑”的存在。所以，哪有什么“诗和远方”？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而已。

总而言之，对于廖吴氏来说，出家不是不可能，但绝对是一条危险的路，甚至是一条死路。她不够条件去做一个体面的尼姑，大概也没有勇气去做一个边缘的尼姑。所以廖家人的“出家说”根本就是一个谎言。而且廖吴氏失踪半年后，反而是廖家人自己站出来戳破了这个谎言。于是廖吴氏的命运，就有了一个“离家自缢”的新版本。

那么“出家”是一个拙劣的谎言吗？不一定。对于廖家来说，它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拖时间。让官府和街坊邻居对廖吴氏失踪这件事渐渐麻木，渐渐忘记。也让廖家有时间去安排下一阶段的行动策略。其次，泼脏水。通过说廖吴氏出家了，暗示她可能私奔了，可能沦为娼妓，也可能做了“叫魂”的妖人。要知道在廖维昌的供述中，提到那个尼姑留下了一缕头发。那时，震惊全国的“叫魂案”才过去三年，谁都能从一个游方尼姑和一缕头发中，联想到那场惊悚诡异的大恐慌。

廖家人看起来没说什么，其实却说了很多。这就是这个谎言最恶毒、诛心的地方。

被卖、自杀还是他杀？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廖吴氏不可能出家，也不大可能是赌气出走。那廖吴氏究竟怎么了？这还要从她的家庭地位开始推理。

在供述中，廖吴氏的公公廖维昌说：

廖尧庚是小的儿子，自幼聘吴万书妹吴氏，为婚成配一载。

这句话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那就是：廖尧庚与廖吴氏的婚姻并不稳固。在清代，男婚女嫁要遵循一套严格的礼仪流程，依次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就是男方将聘礼送到女家，所以又称为“下聘”或“订亲”。经过了这个程序，婚姻关系就算确定了。无聘而婚在正经人家是不能想象的。

清朝法律规定，男子年满16岁，女子年满14岁可以结婚，然而下聘的年龄却没有限制。据郭松义先生统计，清朝有41.27%的男性和40.50%的女性，在9岁以前就订婚了，还有一些家庭甚至“指腹为婚”。而廖尧庚与廖吴氏也是在幼年的时候，就已经聘定了。

然而他们从订婚到结婚的间隔却相当长。廖吴氏嫁入廖家的时候，至少已经21岁了。在女子普遍早婚的清代，21岁成亲，实在是一个相当的大龄。是什么原因使这对早已订婚的男女，过了那么多年才正式结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晚婚却无疑增加了廖吴氏婚后生活的艰难。廖吴氏嫁进廖家时，她的婆婆廖陈氏56岁，嫂子廖罗氏26岁，都是精明能干的年龄。廖罗氏14岁就与廖家大儿子成亲，吴氏过门的时候，罗氏早已是结婚12年的“资深媳妇”，而且还生育了儿子。所以廖吴氏就成为这个家中最新手、最孤立、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人。尤其是她没有生育，这就让她和嫂子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在这个家庭中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案卷中，每个人都说廖吴氏的婆婆经常骂她。其实廖吴氏真的做错了什么吗？不见得。这更像是一个家庭中掌权者对无权者的霸凌。这种霸凌最终导致了悲剧。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廖吴氏和嫂子一起去碾米。回来的时候，背篼坏了，米洒了一路。于是，她又被婆婆狠狠地骂了一顿。也就在那一天，她消失了......

在乾隆时代的重庆，一个被丈夫、婆家嫌弃的女子，有可能被卖掉。但廖吴氏被卖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被卖掉的女子毕竟还活着，所以找回来的机率很大。比如乾隆六十年（1795），重庆人张松的妻子被拐卖到200公里以外的富顺县。这个拐卖的过程非常复杂，经手贩卖的人很多，而且线索比较少。但即便如此，张松还是在四个月之内就把妻子找了回来。（“太善坊张松具禀李元等刁逃伊妻女邓氏一案”，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清6-01-01827；“本城张松具告王介胆敢将民妻邓氏并女长姑拐逃一案”，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清6-01-01829 ）同理，如果廖家人将廖吴氏卖了，他们多半知道人究竟卖到了哪里。当廖吴氏失踪之事引起众人关注的时候，他们可以悄悄地将她找（赎）回来，不至于最终闹成一桩棘手的命案。

而最关键的是，在那时贩卖女性虽然从律例条文来看，是相当大的罪。但是在现实中，很少有人会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很多案件中，根本不会有人受到惩罚。也就是说，如果廖家真的把廖吴氏卖了，这就不是个大事了。他们根本不用那么处心积虑地撒谎，这个案子也不会拖了半年多，最后以命案收场。所以，被卖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那有没有可能是“离家自缢”呢？毕竟这是涉案各方达成的共识。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也几乎没有。诚然，廖吴氏是自杀风险很高的女性。据郭松义先生统计，清代北京自杀的女性中，53.55%年龄小于29岁。也就是说，29岁以前是清代女子身心压力最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她们要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与丈夫、公婆、妯娌、姑伯叔侄直面相对，滋生出许多化解不了的冲突、矛盾和负面情绪。而这正是廖吴氏所经历的生活。

另外，自缢也是清代女性最常使用的自杀方式。因为自缢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不需要比较麻烦的条件（比如投水需要有河流、水池；服毒需要有钱买药）；而且自缢的工具（绳子、布）家家户户都有，最容易得到。更微妙的一点在于，从实施自缢到真正死去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增加了自杀者被救的可能性。使自杀者既能表达自己的怨恨、愤怒，也有一定的机会活下来。即便在当代中国，自缢都是最常见的自杀方式。

但是如果廖吴氏真的选择自缢，那么她大概率会在廖家的屋内自缢，而不是到远离廖家的树林里悄无声息地死去。这涉及中国人对于“尸体”、“鬼魂”和“复仇”的特殊观念。中国民间流行着一个说法：人死之后，尸体的表面会残留着一些“气”。如果这个人是含着怨恨死于非命，这种“气”就会变得强大而凶残，能吸走周围环境中所有的正向能量，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具尸体也可能变成一个厉鬼，盘旋在死亡之处，不能被安抚，无法被驱逐。所以在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中，尸体（尤其是横死者的尸体），意味着一种极大的污染、恐惧和危险。这种观念有时会变成“弱者的武器”。就是在所有的反抗都失效，或根本无法反抗的时候，索性把自己变成一具尸体，将污染和恐惧摆在仇恨之人面前，达成极致的控诉、抗争和报复。所以，清代因家庭矛盾而自缢的女性，基本都是在家内自缢。甚至在1980-2000年的中国农村，女性自杀后，娘家亲属还会要求将死者尸体抬进夫家屋内，而夫家也会将这种要求视为不可容忍的挑衅和诅咒。因此，廖吴氏在张学礼家树林自缢，是基本不可能的，那就失去了自缢的大部分意义。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尸骨残缺、尸检虚假，现场遗留物不合情理。我们可以断定，廖吴氏“离家自缢”又是一个谎言。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性——他杀。支持他杀结论的最关键事实是：廖家自始至终没有交出廖吴氏的尸体。

在这个案件持续的七个月里，廖吴氏先是失踪了，后来直接变成了一堆白骨，她的尸体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是一个很诡异的情节。如果像上文分析的那样，离家出走、离家自缢都不可能，那么尸体不出现只有一个原因——被廖家人蔵起来了。廖家人为什么要藏起廖吴氏的尸体呢？因为这具尸体绝不能拿去检验。

在清代，县级衙门对于民间鸡毛蒜皮的纠纷常常爱搭不理。但对非自然死亡案件的响应，却要迅速、严谨得多。一般在接到报案后数日之内，衙门就会派人来验尸。而根据清代的验尸技术，一具尸体是自缢还是他杀，抑或是先杀后缢，完全可以比较准确地检验出来。而且如果死去的女性真是自杀，夫家会主动报案、请求验尸。因为清代人非常鄙视女性因家庭纠纷而自杀，认为那是“有违妇德”。所以女性的非自然死亡中但凡有自杀情节，夫家就基本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即便有些案例，女性是先被夫家殴打、刀伤、烧伤后再自杀的，夫家也能逃脱刑责。所以，如果廖吴氏真是自缢而死，廖家早就主动报案验尸了。他杀就不一样了，《大清律例》中规定：凡谋杀人，造意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也就是说，在故意杀人的情况下，主谋会被斩首，从犯会被绞死。就算没有动手，但参与了杀人，也会遭到流放。这全是顶级的刑罚，而且几乎没有灵活处理的空间。

所以廖家人想尽办法拖延时间，一定是因为廖吴氏是被廖家人所杀（或许是一个人杀的，或许是全家一起杀的），而且身体上有明显的致命伤。廖家人要想最大限度地脱罪，只能先把尸体藏起来，等它变成一堆白骨、无伤可验的时候，才能交出来检验。而且七个月后出现的那具尸骨，还偏偏缺少了颈部的两节。这大概是因为廖吴氏并非自缢而死，颈部骨骼检验不出自缢痕迹，所以必须让一部分颈骨消失。整个过程既恐怖又残忍，然而对于廖家来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廖家长子廖公权的供诉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

廖尧庚是小的兄弟，与小的囗囗囗这太和场开屠猪宰生理。

也就是说，廖氏兄弟的职业是屠夫，他们有杀人的技术，有杀人的工具，也有藏匿、处理尸体的办法。

综合以上所有分析，被杀、被藏匿尸体、被毁坏尸骨、抛弃尸骨，这才是最接近真实的廖吴氏的经历——她死于严重的家庭暴力。

娘家人的角色

廖吴氏的娘家住在节里七甲，距离廖家大约十里路。吴家与廖家相比，人丁单薄，只有母亲吴滕氏和廖吴氏的哥哥吴万书。尸骨发现后，这母子俩就成了“廖吴氏自缢案”的原告。出席庭审、与人交涉的，主要是儿子吴万书。然而吴万书的态度却始终摇摆不定。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十四日，也就是发现尸骨的第三天，吴万书就去了现场。查看过尸骨后，他说：“那烂的骨骸小的也认不得。”正月十七日，吴万书向巴县衙门呈递了诉状，要求彻查此事，还妹妹一个公道。此时，他仍然坚称这具尸骨“真假难分”。

然而到了正月二十九日，吴万书突然改了口供，说他第一眼看见尸骨，就知道那是廖吴氏，因为“脚上穿的鞋子是妹子的”。前文中第一个指认尸骨的是廖家长子廖公权，他给的理由就是，尸骨旁散落的鞋袜是他弟弟廖尧庚的。这下又来了一个娘家哥哥，说另一双鞋是廖吴氏的，怎么看都像是商量好的虚假套路。难不成廖吴氏去上吊自杀的时候，还贴心地带上两双鞋，一双给婆家哥哥认，一双给娘家哥哥认？毫无疑问，吴万书已经在撒谎了！

二月初七日，本案又经历了一轮堂审。这一次，吴万书仍然认可尸骨是廖吴氏的，却向知县提出了一个要求：“小的妹子死得惨，只求断廖家与妹子包坟，九连大斋超度小的妹子。”到这里，吴万书撒谎的动机就清楚了，他只是想找廖家要赔偿金。只有承认尸骨就是廖吴氏，只有接受廖家的一切谎言，才能拿到这笔钱。

见吴万书亮出了底牌，廖家人也非常爽快。二月初七日堂审的时候，双方商定的赔偿是：超度费铜钱二十千文，廖家归还廖吴氏的嫁奁给吴家。二月二十四日，正式结案的时间，赔偿又提高为：归还廖吴氏嫁奁，超度费铜钱三十千文，棺木一付，包坟钱七百文。

于是，一桩情节诡异、疑点重重的命案，就这样匆匆地了结。吴家拿到了钱，廖家摆脱了心腹大患，没有人受到惩罚，更没有人再去关心那具尸骨。

在这个案子的处理过程中，只有一个人对案情提出了异议，那就是廖吴氏的母亲——吴滕氏。她独自向知县递交了一份申诉书，质疑了本案的两个关键情节：第一，廖吴氏失踪七个月，是不是被廖家人杀了，藏匿尸体（致死潜尸）？第二，尸体怎么可能在离廖家那么近的地方，露天放置好几个月不被人发现？（氏女尸毙去廖宅不远，岂有数月不知？）

通过前面的推理分析，我们知道这两个情节的确是本案的要害，吴滕氏所提出的，恰恰就是一个追寻真相的头脑所能想到的问题。然而这个微弱的声音，却很快被大家的谎言所淹没，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总的说来，吴家人在这次诉讼中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吴万书虚伪、自私、贪婪，吴滕氏虽有为女申冤的想法，却孤立无援、力不从心。然而与发生在清代重庆的更多“家暴致死女性案”相比，吴家并非最不给力的。下面是一个更令人悲伤的案件：

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十一日清晨，家住重庆城太平坊的陈程氏正去菜园摘茄子，她的丈夫陈学才从屋内走出。夫妻俩打了个照面，陈学才看见陈程氏头上搭着自己包书的布帕，顿时气上心头，和陈程氏吵了起来。听到小两口的吵闹声，陈程氏的公婆也冲到院子里。婆婆杨氏见儿子受了委屈，冲上去夺过陈程氏手中的刀，向陈程氏的头顶砍去。陈程氏顿时倒地不起，头顶血流如注。陈学才见此情形，乖乖闭嘴，夺门而去。受了伤的陈程氏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跑回了娘家。陈程氏的父亲程万顺见女儿如此骇人的模样，不免大惊。但他并没有挽留女儿，反而自己把女儿送回了婆家。那日午后，陈程氏就用一条棕绳在陈家屋内自缢身亡，她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岁。

陈程氏死后，陈家马上去县衙报了案，并申请验尸。但在验尸前，程万顺却站出来阻拦，理由是“不忍蚁女陈程氏死后含羞，尸身暴露”。后来仵作还是检验了陈程氏的尸体，发现尸身不仅颈部有缢痕，头部还有足以致命的刀伤，两腿外侧也有烧伤瘢痕，显然是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家暴。但是即便如此，陈家所有人还是被无罪开释。

在这个案子里，“妈宝男”陈学才和砍人的杨氏固然可恨，但程万顺同样是逼死陈程氏的帮凶。在陈程氏被砍伤的时候，如果他能稍稍接纳女儿，让她在娘家养伤，陈程氏可能就不会自杀。就连陈程氏死后，他不仅没有为女儿讨回一点公道，反而阻拦验尸，差一点让陈程氏死亡的基本事实都无法呈现。他的被动懦弱，甚至赶不上吴万书。

吴万书和程万顺分别代表着清代“家暴致死女性案”中，典型的两类娘家人：像吴万书这样的，最关心自己能从姐妹或女儿的死中赚多少钱，但尚能半真半假地向婆家讨回些公道；像程万顺这样的，不仅自己完全不作为，还妨碍别人追查真相。但他们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不到自己的姐妹或女儿真的死去，绝对不会站出来做任何事。

对于一个清代已婚且未生育男孩的妇女来说，娘家就是她们在婚姻制度中唯一的依靠，只有娘家人能够为他们代言。然而在现实中，在女性命运攸关的时刻，娘家人其实很难有所作为。这种困境，不能只怪人的自私、软弱和贪欲，还是制度与观念的必然结果。清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高度赞扬女性因维护贞洁而自杀，却对因家庭纠纷、个人激愤而导致的女性死亡非常回避和反感。一个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希望被公平对待，甚至以死抗争的女性，会被斥为“泼悍”“忤逆”“不守妇道”。在今天的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PUA，或是“性别双标”。可是在那个时代，女性会因此而习惯性地自我规训，有资格为女性发声的人也会心虚畏缩，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女性悲剧的共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许多人说要对往昔抱有“理解之同情”。但我认为，“理解”自然没错，但“同情”必须有限度。如果一个行为、观念扭曲了人性，成为“吃人”制度的帮凶，那就绝对不值得去“同情”。

本文主要人物关系示意图杨玥希制图

法官在想什么？

这样一个漏洞百出、伤天害理的案子，能够一路绿灯，迅速了结，光凭廖家的手段可做不到，更有力的推手其实是巴县衙门。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巴县衙门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检验尸骨，认定这就是廖吴氏的尸骨；二、催促廖家与吴家达成赔偿协议，致使廖家诸人顺利脱罪；三、强硬否定廖吴氏母亲的质疑，阻止其继续发声。这实属践踏法律、草菅人命。

经手此案的官员、胥吏、差役为什么敢这么做？最直接的原因，他们受了廖家的贿赂。别的暂且不论，光是那份荒唐的检骨报告，就一定是用钱买来的。明清时期的尸体（骨）检验，都是衙门派人到案发现场去做，有时地方长官也会亲自去。明代世情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就描述了官吏下乡验尸的情景：官府一准检尸，地方上搭厂的就要搭厂钱，跟官、门皂、轿夫、吹手多要酒饭钱，仵作要开手钱、洗手钱，至于官面前桌上要烧香钱、朱墨钱、笔砚钱，毡条坐褥俱被告人所备，还有不肖佐贰要摆案酒、要折盘盏、各项名色甚多，不可尽述。

廖家人应该很熟悉这个潜规则，有了这次尸骨检验，衙门里该请托的人，大概都混了个脸熟，该打点的也基本上打点到了。毕竟此案关系着一家人的性命，要多少钱都得出。这钱花得还真不亏，县衙的仵作硬是用69节骸骨就“检验”出，那是“廖吴氏，23岁”。

站在衙门和承审官员的立场，与廖家做这场交易也是划算的。不仅能赚到钱，而且还省事儿。根据清代的法律，州县衙门只能处理民事案件以及轻微的刑事案件，像命案、劫盗之类的重大刑案，州县衙门初审后，还必须将犯人和案卷解送上级衙门覆审，这称为“审转”。廖吴氏这个案子，因为有人死了，所以必须要走“审转”程序。但是这个过程非常麻烦，不仅要押解人犯，还要准备大量的汇报材料（通禀、通详）。这些材料的要求非常严格，有不合逻辑、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一定会被驳回；可是过于修饰、过于添油加醋，也会被驳回。所以县衙的胥吏就得绞尽脑汁，把每一个情节都“设计”得合情合理，“剪裁”得严丝合缝。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基层官员愿意做这种事。所以如果能让原被告赔钱私了，把案子压下来不上报，那可就太省心了。所以审理这个案子的知县，一直非常强硬地坚持：尸骨就是廖吴氏的，廖吴氏就是自缢，和别人没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节外生枝，才能避免许多麻烦。

虽然清代有所谓的“法官责任制”，如果州县官员的初审判决被推翻，他们真的要面临严厉的制裁。轻则丢官，重则坐牢流放。但关键是，这种严格的考核主要针对州县正印官。而负责办“廖吴氏死亡案”的，却是一位署理知县。“署理”是“暂时代理”的意思。清代的知县调职非常频繁，有时还需要去外地出差，或者在任上去世、生病、丁忧、受处分，都会导致职位空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选择另外一位官员代班，这就是“署理知县”。据统计，在清代四川省南部县，能确定姓名的145任知县中，正印官只有52位，“署任官”和“代理官”却有93位。这说明，在清代的州县衙门，“署理当家”或许才是一种常态。

在履行职责的时候，“正印官”和“署理官”差别很大。“正印官”通常是进士出身，由中央吏部授予官职和考核，所以责任大、约束多，行为也相对严谨、有底线（虽然在现实中，也是因人而异）。而“署理官”至少在同治朝以前，都是由各省督抚自行任命。谁是长官的亲信，谁更善于巴结钻营，就会得到这样的职位。他们的任期通常很短，有的州县一年就换3-4任署理官，吏部根本不掌握他们的名单，更没法对他们考核与问责。所以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贪污受贿、枉法渎职什么都敢干。正因为如此，“廖吴氏之死”才被办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那么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巴县的正印知县去哪儿了？这就涉及清代的一件大事——第二次金川战争（1771-1776）——清廷发动的征服川西土司势力的战争，主要战场在今天四川省的金川县和小金县。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是双方鏖战最激烈的阶段。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水陆枢纽，大量的兵员、物资要在这里中转、集散，所以当时的巴县知县仲纯信都快忙疯了。疑似廖吴氏尸骨被发现的时候，他正在泸州协调物资调运，整个案子他都没有经手。

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也就是案件了结后的第二个月，仲纯信回到巴县，吴万书又来告状了。他说之前和廖家私了，是迫于署理知县的压力。还说廖家收买了“发现”尸骨的张学礼，让他做假口供，伪造现场等等。这些说法都符合之前的分析，是比较靠谱的，但是仲纯信只写了一堆模棱两可的批词，什么都没做。

在《巴县档案》中，没有这个案子的后续记录，大概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吧。

廖吴氏命运的两套“剧本”

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发现，每个社会阶层、人类行动和历史事件，都同时拥有两套“剧本”——“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公开剧本”是冠冕堂皇的、仪式性的、驯服的；“潜隐剧本”则是私密的、迂回的、离经叛道的。

本文也同时展现了关于廖吴氏命运的两套剧本。“公开剧本”里，她莫名其妙地失踪，背负着私奔、卖淫、妖术的嫌疑，又突然变成一堆自缢的白骨。全赖婆家、娘家、官府、乡邻的合作，使她灵魂得到超度，入土为安；“潜隐剧本”里，廖吴氏是一个刚结婚、尚未生育的年轻媳妇。在婆家，她处于最卑微、最压抑的位置，长期遭受霸凌，最终死于家庭暴力。在她死后，夫家隐藏尸体七个月之久，待尸体化为白骨，抛入树林，引发一场诉讼。在这场诉讼中，夫家脱了罪，娘家得到钱，廖吴氏死亡的真相却被深深掩埋。

对比之下，这两套剧本竟然如此割裂：为什么那一套虚假荒谬、设计拙劣的“公开剧本”会被几乎所有人认可？为什么这个冤案在当时就是翻不过来？一个女性，生前经历不幸的婚姻，被苛待、被霸凌，年仅23岁不幸死去。然而死亡也没有使她得到解脱，她的尸体、她的骨骸，还要配合夫家去完成一场表演。而这场表演就是为了抹黑她、遗忘她、将她从这个世界彻底驱逐。

写到这里，我不仅想到了《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这个叛逆的女子，生前与命运抗争，死后被镇压在一座塔下。而保存到今天的司法档案中的文字，也分明就是镇压廖吴氏魂魄的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