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罗志恒 马家进 原野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
总体上看，会议的基调更加积极，明年工作目标、政策基调、任务部署等层面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有利于增强和夯实明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动力。直面困难、坦诚务实，从具体困难到具体目标，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针对性。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12月9日政治局会议的重大判断和政策取向，例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稳住楼市股市”等。
另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形势判断和工作部署等方面增添了许多新内容，例如“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提高财政赤字率”“适时降准降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
一、总体形势判断：肯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也要正视外部不利因素和困难挑战，坦诚务实又具前瞻性
会议强调了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并肯定了成绩来之不易。“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能否顺利实现年初定下的经济增速目标，不仅直接关系国计民生，还会影响预期。中央“沉着应变、综合施策”，实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2024年中国经济总体呈V型走势，前三季度GDP同比分别为5.3%、4.7%和4.6%，四季度或回升至5%左右，预计全年增速为4.9%，基本实现“5%左右”的预期目标。
但也要正视当前及明年经济面临的内需不足和外部冲击，会议明确提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坦诚务实，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很自然地提出“注重目标引领，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2025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导因素，将从2023-2024年的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问题转化为房地产和“特朗普冲击”，当然地方债务问题仍需引起关注，即进入“2+1”阶段。一揽子增量政策后，房地产市场正在筑底回稳，保供给、促需求和稳房价仍是核心任务，仍影响着经济运行。同时，特朗普计划对华加征关税，将显著冲击中国出口，短期可能出现“抢出口”现象，但全年仍将承压。此外，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仍有待进一步提振。由此，会议提出明年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需求，来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然也要看到，只要实施更大力度的财政、货币等政策并确保政策同向发力，推动一系列制约发展的制度改革取得突破，中国经济明年实现5%左右的增速仍是大概率事件。
会议深化了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我们认为，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稳妥地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坚持先立后破，要认识到旧动能、做大总量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新动能的发展和提升质量要以宏观经济稳定和就业收入稳定为前提，平衡好速度与质量，仍要要发展经济作为硬道理。
二、政策目标新增“居民收入增长”，政策基调“更加积极有为”，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对于明年的宏观调控目标，会议在传统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上，额外强调了“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体现了中央对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视。会议指出：“明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政策总基调“更加积极有为”，财政政策从“积极”到“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从“稳健”到“适度宽松”，从“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到“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决心。
宏观调控力度更大、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更强调效果，这既是过去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更是基于对当前国内外宏观形势的科学判断做出的部署。当前宏观经济面临内部总需求不足和外部全球经济疲软、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等压力，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举、化压力为动力。逆周期调节讲究前瞻性，走在预期前面，有利于稳定预期、稳定总需求进而夯实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会议提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把握政策取向，讲求时机力度，各项工作能早则早、抓紧抓实，保证足够力度；强化系统思维，注重各类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放大政策效应”。
三、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一方面，“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另一方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两个偏离”：一是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于是居民收入和财富增值速度偏慢；二是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于是就业仍面临结构性压力，微观主体获得感的提高相对滞后。直接原因是供需失衡、物价低迷，根本原因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宏观总需求不足引发的微观主体“内卷式”竞争，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改革举措推动名义增速回归实际增速、实际增速回归潜在增速。
其一，提振消费不能仅靠刺激，还要推动改革、完善机制。消费从根本上取决于三个方面：消费能力（收入）、消费意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保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供给的适配性。如果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消费很难大幅增加。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不是工具，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居民更好的消费，而不是让消费成为工具。会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
其二，要避免投资和消费二元对立，投资消费是并重的，关键是两者的比例关系以及支持投资和消费的领域，不是要不要，而是投什么。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还面临总量不足、区域不均、结构上“看得见的基建多、看不见的基建少”的问题，仍有空间。通过政府投资适度超前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序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改善消费环境、疏通消费堵点，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激发消费潜力。此外，还应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带动引导作用，近年来，中央层面通过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等带动社会资本，有力支持了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会议提出“加强自上而下组织协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及早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
其三，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改善企业盈利能力。一是提高技术标准，严控新增产能。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提高生产、技术、安全、能耗、环保、质量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水平，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能结构优化。二是支持行业并购重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支持龙头企业对问题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改善供求关系，防止内卷式竞争。三是规范管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转变地方政府职能，防止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政策的“逐底竞争”，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
四、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赤字率大概率突破3%，具有三重效果；财税体制改革将有明显进展
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同时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部分提出了“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将在明年以更大力度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1、财政政策延续“积极”的总基调，体现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又强调“更加”积极，主要体现在赤字率提高、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提高，将明显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提高财政支出增速，广义赤字率大概率高于2024年。2024年赤字规模4.06万亿、专项债3.9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增发国债1万亿（2023年发行但主要使用在2024年），合计9.96万亿，相当于GDP的7.6%，2025年赤字债务规模预计超过10万亿，广义赤字率有可能接近10%，既体现了政策的主动作为和积极担当。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是以必要的支出力度扩大总需求，以内需提振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二是优化供给结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三是稳定预期，当前各方对财政政策发力期待较高，财政发挥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能够更好稳预期；四是防范化解包括房地产和金融在内的经济社会风险，更好地支持房地产保交楼、收储等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
2、狭义赤字率大概率突破3%，赤字率的提高有特殊意义，可实现三重功效，体现出政策非常实事求是，因时因势顺势而为，财政理念有明显突破。一是赤字率提高意味着赤字规模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扩大支出力度，强化财政的逆周期调节能力，更好地防风险、惠民生、稳增长。二是赤字率与其他财政工具不同，公众对赤字率及其变化的关注度非常高，而且长期形成了“突破3%就是积极的，低于3%就不够积极”的认识，因此财政政策要将有限的子弹用于稳预期，同样的财政刺激规模，应该尽可能体现在赤字率上。赤字率更能传递政策意图，具有较强的政策信号意义；提高赤字率释放中央稳经济的坚定决心，有利于稳定预期。其三是赤字规模中大概率仍是中央国债为主，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能够更好地保障基层财力稳定，增加地方财力的可支配程度，有利于地方做好“三保”工作。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也是近年来一以贯之的做法。会议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与“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相互呼应。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主要体现为从建设财政逐步转向建设与民生并重、民生支出占比持续提高，这不仅是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还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城镇化进程进入后半段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的需求从生存型消费逐步进入到发展型消费，尤其是医疗教育养老需求上升，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然也要提高相关支出比重。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中用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为40.7%，较2013年上升5.5个百分点。同时，当前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源于医疗等后顾之忧，因此从推动经济结构从投资转向消费以及稳定宏观经济的角度，也有必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4、要充分利用化债腾出的时间窗口，构建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是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看，此轮改革短期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但是从根本上看改革的核心是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至中央政府，避免地方政府承担过多的支出责任，从而减少隐性债务的举债动机。三十年前的分税制改革解决了收入端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过低、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的问题，但主要矛盾和历史因素导致未能解决事权划分问题。当前财力端的问题仍很重要、亟需解决，要积极推动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但是在目前全国财政收入全部给到地方政府还不能满足支出的背景下，支出端的改革也有必要成为本轮改革推进的重点。“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治本之策，否则“地方支出责任多-地方财政困难-中央加大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和逆向激励”的循环难以打破。比如，养老保险、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事权可以上移给中央政府来承担。
二是从构建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上，有必要在四本经常性预算之外，研究建立债务预算和资本预算，与政府资产负债表和综合财务报告衔接。当前我国政府债务管理主要是余额和限额管理，尚未编制涵盖规模、结构、还本付息计划、投向等更详细的债务预算，债务约束力不足，有必要建立起债务预算和资本预算。资本预算即针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等能够形成公共固定资产的财政支出活动编制的预算；债务预算是对政府债务规模、结构、还本付息计划等进行详细规划的预算，是现行债务限额管理的升级版。
5、从提高2025年财政政策效率效果的角度，还要关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取得阶段性进展后，要高度关注化债之后的地方财政形势，如果房地产仍处于调整转型期，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仍然受到影响，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和三保压力以及拖欠账款等问题仍要引起高度关注。
二是财政政策有必要从盯住赤字率到支出增速，从关注收支平衡到财政可持续性，年内有必要根据经济形势、财政收入和专项债发行使用情况及时追加预算，提高支出增速，更好地发挥财政逆周期调节的功能。如果2025年财政收入再度低于预期、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偏慢以至于影响到财政支出增速提高，影响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能力，有必要果断追加预算。动作要快，要走前市场预期前面。
三是改革专项债制度，包括短期放宽专项债的使用范围、从“额度找项目”改为“项目定额度”、额度分配向债务负担轻和产业基础好的人口流入地区倾斜，长期看专项债要回归本源、将部分专项债新增额度调整为一般债。为提高专项债的支出进度并降低风险，有必要从“先定额度再找项目”变成“根据项目储备情况定额度”，避免有额度但支出不出去；同时分配上要向债务负担轻、产业基础好和人口流入地区倾斜。但从长期看，伴随优质项目逐步减少，专项债要回归本源、使用范围不能无限制扩大；没有项目收益的要通过国债和地方一般债解决，专项债的新增额度也有必要随之调整，从而提高一般债额度、适度控制专项债额度（不含每年新增8000亿用于化债的专项债）。
四是加大对特定群体的补助和支持，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并提振消费。包括对失业大学生的补助、对农村老人群体的补贴、对于二孩以上家庭的特定补贴等，各方对上述群体的补助有较强的共识。
五是从中央政府层面探索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先期规模可在2万亿左右，专项用于保交房、收储存量房、收购房企存量土地等工作，保障民生、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引导鼓励高品质住宅产品开发，以优质供给满足居民合理需求。1—10月份房地产销售同比为-15.8%，其中现房销售同比为18.8%，期房销售同比为-25.3%，两者相差44.1个百分点，即房地产销售主要是期房销售拖累。这反映出居民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对房地产企业风险仍有疑虑，因此“保交楼”保供给某种意义上就是促需求。但是当前地方政府保供给难度较大，可以研究探索中央政府层面宣布成立一个基金，有利于稳定居民对房地产的信心。
五、货币政策适度宽松，适时降准降息，加强金融稳定
会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与2023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的表述相比，整体基调更加积极。
事实上，今年9月24日金融“新政”实施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已出现了明显的边际转变，从过去“更加重视长期治理改革、短期政策应对相对保守”，转变为“短期政策应对和和长期治理改革并重”，短期政策应对变得更加果断，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断加大。体现在货币政策层面，就是持续降准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预计2025年，货币政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一是总量政策更宽松，进一步降准降息。过去30年中，“适度宽松”这一表述仅出现在2008-2010年间，期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央行多次降准降息。考虑到目前物价水平低迷，虽然名义利率处在较低水平，但实际利率仍然偏高，未来仍需要降低实际融资成本。预计2025年全年将分别降准、降息0.5个百分点；节奏上或更加靠前，以应对特朗普1月上台后可能产生的关税冲击。
二是货币政策工具箱更加充实，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逐步向价格型转变，同时与财政的配合也更加紧密。今年以来，央行先后开启国债买卖、买断式回购、“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等政策工具。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推动货币政策框架逐步转型，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发挥协同效应。
预计2025年货币政策工具箱仍会进一步充实完善：一方面，调整优化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将其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另一方面，或将适当收窄利率走廊的宽度，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枢平稳运行。
三是“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货币政策工具可能被赋予更多“金融稳定”的要求，这一转变或对于资产定价范式产生影响。2008年以前央行主要目标是“币值稳定”，2008年后各国央行普遍将“金融稳定”纳入目标体系。相应地，货币政策工具也开始被赋予一定“金融稳定”的要求。如国债买卖本身是投放流动性的工具，但也被用来达到稳定债券市场价格的目的。今年，我国央行不断提示长债收益率风险，开启国债借入、国债买卖等，就是货币政策工具兼具双重目标的典型反映。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各类工具对于资产定价范式的影响。如买断式逆回购，由于短期内债券所有权转移给了央行，增加央行卖出国债的筹码，从而对长期利率产生更强的约束。
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
会议强调“稳住楼市股市”，并要求“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今年以来，顶层设计高度关注资本市场改革进程，4月政治局会议提出“多措并举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7月提出“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9月提出“提振资本市场”，12月更明确“稳住楼市股市”；关于资本市场的政策举措密集发布，包括出台新“国九条”、完善资本市场“1+N”政策体系等。2025年，资本市场改革仍是稳定社会预期、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抓手，具体有以下三条改革主线需要特别关注。
一是并购重组市场改革是重中之重。一方面，并购重组是主动退市最主要的形式，大力推进并购重组是提高市场出清力度，提升存量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关键。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数量偏少，主要是主动退市数量偏少。另一方面，并购重组是产业竞争的高阶形式，通过并购能够快速出清落后产能，提升头部企业竞争力，提高产业链整合力度，实现产业升级。因此，并购重组改革不仅仅是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一环，更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明年需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方向的并购重组，如新能源汽车、半导体产业基于补链强链和提升关键技术水平的并购。
二是长期资金入市进度加快，为市场带来更多“活水”。根据我们测算，2023年长期资金中入市较为积极的社保基金，持有权益类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36.9%（含直接股权投资），而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新西兰超级年金基金和澳大利亚未来基金权益投资比例达69.8%、57.0%和47.1%。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等持股比例更低，入市空间较大。未来，或进一步优化长期资金投资监管模式（放松比例上限），优化保险资金偿债能力约束指标，扩大养老金投资范围。
三是基金行业改革提速。一方面，基金费率或进一步压降；另一方面，ETF等指数投资产品数量将不断增加，指数型被动基金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七、加快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会议明确提出“稳住楼市股市”的目标，并做出具体部署，“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
未来房地产政策还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完善优化：
一是加快解除非必要的限制性措施，让商品房回归市场化配置。当前全国仅剩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城市仍在执行限购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放松。例如，放开郊区限购、大户型限购、商住限购，降低非本地户籍购房社保年限，增加多孩家庭购房指标等。
二是加快推进保交房、收储存量房、收购房企存量土地等工作，保障民生、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建议增发国债，探索中央层面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预计2-3万亿，专项用于保交房、收储等工作，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并释放强烈的信号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三是引导鼓励高品质住宅产品开发，以优质供给满足居民合理需求。建议根据不同城市的去化周期以及不同地段住宅受欢迎程度，将核心地段的部分商业用地修改为住宅用地，满足居民对好地段、高品质商品房的需求；放开郊区供地1.0容积率限制，优化架空层、阳台等空间以及社区公共配套设施的指标计算规则；鼓励优质优价，不再实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指导等。
八、大力培育未来产业，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过去五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会提及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今年对于科技创新的关注仍然较高，未来需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未来产业政策体系将加速完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目前各地区已经开展了诸多先行探索。如上海围绕未来健康、未来芯片、未来智能、未来能源等领域已设立张江、临港和大零号湾3个未来产业先导区。北京、广东等多个省市也已出台未来产业相关政策文件，并建立未来产业发展先导区。可以说，未来产业已明确进入“政策导入期”，下一步需要优化政策体系，特别要在产业链前端和后端着力。前端，要推动颠覆性创新，补齐科技成果转化薄弱环节。后端，要开拓技术和产品应用场景，以扩大需求带动产业发展。如在特定区域内采用政府采购、消费补贴等方式持续释放场景资源。
二是要素保障力度将加大，进一步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会议提出：“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明年，中央企业创投基金或进一步提高出资比例，落地长期绩效考核机制，明确尽职免责容错条件。
三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明确政府部门在出台政策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公平竞争审查和评估，禁止差异化税收优惠、选择性财政奖励等。这对于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至关重要。2025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将纵深推进，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无疑会将顶层要求落得更实更细，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也将从纸面要求一步步照进现实。
九、加强预期管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会议将“稳定预期、激发活力”列为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之一，并在工作部署中再次强调“加强预期管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微观主体预期和信心不稳是此前拖累经济回升向好的重要因素，随着9月下旬以来一系列增量政策的实施，微观主体预期和信心明显提升，股市、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上升，经济加快恢复。加强预期管理，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提高宏观政策透明度，加强市场沟通。例如当前国内物价仍较低迷，中国人民银行虽然提出“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但可以进一步设置明确的通胀目标，将公众的中长期通胀预期锚定在合理水平，从而加快物价回升。还应强化政府部门与市场的沟通，及时澄清一些误读及对政策的歪曲理解。
第二，采取更大力度甚至超预期的举措稳定经济，扭转低迷预期。例如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建议明年赤字率在3.5%以上乃至4.0%。赤字率是3.0%，还是3.5%和4.0%，赤字的绝对规模相差不大，1个百分点差距在1.3-1.4万亿，但信号意义和稳定预期的意义却相差甚远。
第三，树立典型，重塑民营企业家信心。要提振民营企业家预期和信心，需要徙木立信、千金买马骨，建议推出正反两方面的政商关系案例，清乱象、树典型，有利于各方传播和学习，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更重要的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落实法治。
（作者罗志恒，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马家进、原野，系粤开证券宏观分析师。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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