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派对｜曾焱自述：在流量时代，做一个幸存的传统媒体人

就文学而言，学院跟“修辞”或“学派”，媒体跟“热点”，其实都有点错失“文学的专业性”这回事。同时，文学内部正在以一种可能官方或整体未察觉到的方式产生并巩固其专业或专业性，比如胡安焉、李娟。总之，文学的专业性已经是很显在、很重要的时代命题了。在更加极变的当下，世界如何发生、意义如何生产、经验如何形成，是更加重要的。这可以称之为流动的当下。而自述刚好契合了用个人、作者自己的态度与想法应对这个命题。当然，使文学成为文学、使文学生成文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很期待像自述这样的“折返跑”给某种可能的未来建立一定的夯土地基。澎湃新闻邀请与文学相关的各行各业人士，写作者、翻译、出版人、文学杂志编辑、平台方负责人、编剧、读者等等，通过自述的方式，来谈谈文学。

曾焱，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现任《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出版有作品集《妖娆世纪》《艺术是一场冒险》等

2016年，我开始在《三联生活周刊》做编辑，2018年担任副主编，《三联生活周刊》全年出版52期，52个封面故事基本由另一位副主编吴琪和我两个人来分担编辑，她主要负责社会报道，我主要负责文化报道。在这之前的大概15年时间里，我一直是在《三联生活周刊》做记者，从2000字的文化专栏到10000字的文化、艺术报道。

《三联生活周刊》不是一本客厅文学式的文化杂志，它是一本综合新闻杂志，它的生命力在于进入到不同的现场。三联的社会报道和文化报道互相支撑，使文化不脱离现实世界，变得空洞。这也是老主编朱伟使得周刊有了生命力的原因，它不再是文化圈名流发表见解的内部场域，而是与外部现实有着毛细血管般联系的复杂场域。

现在，各领域有话语能力的人都有自己的表达平台，甚至不愿让公共媒体以客观立场介入。曾经那种邀请王小波在《三联生活周刊》写专栏的理想状态很难实现了，很多资源被分散了。我们的对策是，我们做自媒体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事，也就是坚持公共媒体的价值观，让记者奔赴事实源头和现场。现在，听说很多媒体都不让记者出差了，因为没钱。但我们只要有值得做的题目，包括文化选题，主编都会敦促记者出差做实地调查。我们为此确实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希望尽量保持下去。

大学学新闻时，我单纯觉得新闻记者是铁肩担道义的批评者。周刊的工作经历让我发现，如果能够不断给读者提供世界的一块事实拼图、思想拼图，也是媒体的一种意义。既然周刊成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幸存者，那就希望它的影响力继续传递，甚至更有影响力。

《三联生活周刊》每期都有一个封面故事，少则30页、多则60页，它通常是围绕某个选题的一组报道，占有全本杂志最大的篇幅，也代表了当期杂志的主题叙述。可以说，封面故事极严苛地大考编辑和记者，思想、写作，耐力、爆发，每周都要努力做到极限。

比如2022年我们做过一期比较受好评的关于女性作家的封面故事，缘起于张悦然有次和我见面时提到她可能会有机会采访阿特伍德。从编辑角度，我几乎立刻意识到它可以成为周刊上一个女性导演访谈专辑的续写（《性别之上》，2021年第17期）。如果能够围绕阿特伍德与《使女的故事》形成一个杰出女性作家的封面，我期待它能够延续并深化这个既从性别出发，又超越性别的视角。一切都将取决于采访能否达成——在一个封面选题的形成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是十分折磨编辑的。

将近一个月后，张悦然告诉我，阿特伍德的经纪人回信确认了，可以接受采访。然后，直到又一个月后，在反复问询和确认的等待后，阿特伍德对张悦然的十个问题的答复终于发到了她邮箱。

最后，同事们讨论形成了阿特伍德之外其余六位作家的名单：艾丽丝·门罗、安妮·普鲁、A.S.拜厄特、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希拉里·曼特尔、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她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都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她们虽然有着迥然不同的写作思想和写作方向，但为文学世界添加的经验始终和当下世界保持连接。

《她们讲述的世界：专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2022年第19期

这就是我们一个文化封面从选题策划到最后完成的基本过程。

日常我们有好几个与文学相关的栏目，我们也会就作家新书之类的新闻，做访谈、约评论。不过媒体的文化报道，我理解其本质不是发掘新人的文学侦探，也不是艺术侦探，它的主要职责是关心重大问题和现象，回应读者了解世界（包括文学）正在发生什么的需求。

做编辑后期，我更倾向于将文化的呈现放在社会框架中。比如，我们连续做了十多年的关于婚姻、爱情的年度专题，每次都会让记者从社会问题的角度来采写一两位作家或者艺术家的创作项目。现在，专业的文学评论、艺术评论由于各种因素干扰越来越失去专业性、越来越空洞了，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媒体的方式避开它们。我们的方法是将文学艺术放到社会观察的框架内，关注个体、关系及其生长性。

还有我们的文学“讲述系列”。从2019年《讲述东北》（《讲述东北：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耿军》，2019年第14期）开始，我在策划选题时，开始将文学报道和社会观察结合在一起，把文学也当成一种田野。就像考古学家去考古发掘现场，那是他的考古田野；社会学者去做社会调查，那是他的社会调查田野；而我们做田野式的文学报道，是尝试将时间的线性认识变成空间性的感知与认识，用现场空间来打开文本空间。我们把文学作品或者写作者变成相关社会空间里的观察对象，给文学报道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希望某种意义上可以部分解决我们都有所共鸣的大问题。现在的东西碎片很多，需要记者在文本之外进入来理清。换一种观察方式后，记者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写作、不同的发现。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很丰富，读者也有自己的清理，有自己的判断。

确立《讲述东北》选题，是因为那个时候一批东北作家相继被大家看见了，双雪涛、班宇、郑执，还有贾行家和导演耿军。单个来看，他们当时已经各自有相对成熟的作品，但还没有被评论家完全认同，还没有在文学史上定位在某个坐标上。

我们让每个记者都跟随一个作家回到他们写作的现场，而不再是面对面的聊天采访。双雪涛回到沈阳艳粉街、班宇回到沈阳工人村、贾行家回到哈尔滨哈飞、郑执回到沈阳“穷鬼乐园”、耿军回到鹤岗。这样的观察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因为记者有自己理解陌生地方的方式，作家也有他们的理解和写作的框架，二者既有重叠又有分别。记者会接触到作家的原始素材性人物，也会观察自己和作家之间感受的差异性，从而对作家有一个客观的、多重观看的角度。几位采访对象的讲述放在一起，对于读者来说又形成一种互文。这次文学田野，就是一个生长性的解决问题的媒体方法。

四年后，我们又做了一期《讲述南方》（《讲述南方：潮湿黏腻隐秘魔幻/混杂遮蔽野生草根/为渺小者写的真实》，2023年第32期）。那是因为一两年之内，南方元素突然在文艺界变得如此重要，一批南方的讲述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从陈春成、林棹等年轻作家的文本，到影视圈这两年爆红的《隐秘的角落》《狂飙》《宇宙探索编辑部》。我们这期里写的作家们并不是都被大众熟知，像林森、彭剑斌，但是我们要给生长中的写作者一些空间，在特定的话题中去认识他们。

潜意识里，南方一直是地域概念，比如改革开放的时候，深圳、广州都曾成为写作的对象。大部分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反映改革开放，反映南方是排头兵，是先锋性的地方。影视作品比如《外来妹》，讲的也是在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人发生了种种变化，它和内地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南方，概念变得模糊了，它不是传统的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岭南地区的分别，它模糊了既有看法，南方变成了一个文化概念。我们讲述的是文化概念的南方。

在边地和中心的关系中，东北可能是一个从中心到失落的过程，东北的叙述大量是失落者和他们的自尊。南方不一样。南方一直是边地、边缘，南方其实从未进入到中心叙述中，很多南方写作者也有一种自我的边缘性，都在讲述地方与自我的不确定性，从1980年代到现在一脉相承。相对于更多处在精英叙事结构中的北方，南方在地理身份上的不明确和混杂，在自然环境特征上的遮蔽与野生，其实都使它在重新辨认地方记忆和个人身份的过程中，具备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在现在这个所有人都对身份认知感到困惑的时期，新南方写作兴起了。带着这个具体的、真实的问题，我们采访了李敬泽和杨庆祥。李敬泽谈到，“对于南方的再发现和再想象，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对我们自己的再发现、再想象。”

我相信，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对各种社会刺激或变化最敏锐地做出反应的人，所以我们会保持关注。2022年我们还做了一期诗歌的封面故事（《被诗唤醒》，2022年第50期），也与社会情绪、精神需求紧密相关，我们没有单纯讨论“文学性”，比如一首好诗怎么写出来的，谁是好的诗人。我们想探讨对日常生活中的人来说，诗意是什么，诗能“拯救”什么？就像我们常说的“艺术何为”一样，我们也想问：诗歌何为？

文学“讲述系列”

《被诗唤醒》封面

我们两届主编朱伟、李鸿谷对杂志的要求都是不空谈观念、概念，谈事实，我们的表达和认知一定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这个事实不仅有社会事件，还有文化事件。

2020年，我们做了一期横店封面（《横店江湖：横漂十四天观察记》，2020年第24期）。当时处在疫情某个阶段，都在谈影视行业如何下坠，横店成为了一个典型空间，横店是浓缩的影视行业、浓缩的中国。我们记者团队到横店待了15天，如实记录横店在24小时内发生的故事：有人设法跟定化妆师，近距离观察演员们的真实状态；有人混进群演微信群，每天在里面抢着接活儿，和群演一起工作；有人加入那两年新兴起来的网络“代拍”群体，在宾馆门口蹲守流量明星直至凌晨……这是周刊报道影视行业的一种现场方法。

2023年的《短剧江湖》（《短剧江湖：竖屏时代的白日梦/战神穿越逆袭重生甜宠》，2024年第3期），是用同样的方法论。

同事们在面对了一个个具体的采访对象之后，都告诉我，她们与进入短剧选题之前的想法有了些许不同，她们也感到困惑，难以对这个行业给出简单评判，因为在它的背后，除了我们不好接受的价值观和文化观，也有无数个体的生存现实。我只能说，这组报道，也算是为这个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流量时代留存一份扎实的、努力在接近真实的记录。

作为媒体，我们强调认知必须建立在事实和现场之上，因为记者必须到现场才有接近事实的可能，找到源头。比如近期我们做了“县城文学”现象（《社交媒体的“县城”想象：从“县城文学”到赛博故乡》，2024年第28期）。同事肖楚舟写的《为什么年轻人突然开始追求“县城感”？》转发在微信上，点击量有50多万，说明它触及了很多人。

我们每周二都有选题会，先总结上期报道，再讨论下面的选题，要开好几个小时。开始是做娱乐报道的同事发现，近一两年影视剧突然关注回乡题材、县城题材，它们受大家欢迎，点击量也高，不像以前总是逃离乡村和县城，关注大城市和国外。聊着聊着，同事说，小红书上也在流行“县城文学”，就是县城感的摄影，有个摄影博主乌鸦Jewey很红，很多人交钱去跟他学，成为网络热搜话题。有其他媒体也采访了乌鸦，但用的是自媒体的方式，只讲网络现象。我们决定多走一步，去到现象制造的源头，乌鸦生活的家乡县城，记者跟随和观察他的日常生活与交往，他的现实中的朋友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交媒体上对县城的想象太虚构了，县城完全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表达情绪的符号，和真实的中国县城差别太大。我们就去找在县城做过社会学调查的学者，记者把了解到的新的县城想象传递给他，学者也特别惊讶，因为他们尚未接触到这些信息。

所以我们要相信，身为媒体人的观察其实是敏感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些观察传递给学者，能够通过他们的社会学框架去认知这个现象，他们会比我们又往前走一步。真实的县城和虚构的县城之间，真实的县城到底是如何被虚构的县城吸收，同时营造出虚假的县城形象呢？其实我们在报道里还没有完全说清楚，也许下一次做报道时，情况就会不一样。这是我们作为媒体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不一定能给出答案，但我们在不断发现问题，发现中国当下社会的现场。

从整体方向而言，我们对文化报道最后逐渐找到的关键词大致就是：努力保持常识；思考具体生活。保持常识是指，从不同领域进入，来不断校对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具体生活，大部分和每个个体的生活遭遇或当下困境相关联，我们希望从身边正在发生的具体事件、微观现象出发来讨论核心问题。

我这几年在周刊也策划、组织了考古系列（名目甚多，兹不列举，敬请在中读APP查询）、地理中国系列（《苏东坡地理：眉州、杭州、黄州、儋州——走近诗人的精神世界》，2020年第44期；《三国地理：沧桑之变的剧烈与深刻》，2022年第10期；《李白地理：中国人的精神山水》，2023年第40期）等专题，和同事们一起建立对于文化现场的重访。比如每年都在做的考古系列，我们是希望通过持续、深度的考古报道呈现我们对中国的理解，也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考古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密钥，埋藏于数千上万年土层下的物证，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就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在接受我们刊物采访时说的，“我们每一项考古发现都或多或少地改变我们的历史观。”

2023年9月，曾焱（左一）带记者小组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做封面故事《最美克孜尔》

和文化部同事薛芃（右二）、考古学者孙华（左一）在三星堆重启发掘的现场，为《最美三星堆》封面故事做准备

而这几年，在统筹这个系列报道过程中所了解的东西，对我个人一些认知也有很大触动。比如对于“文化”的理解。我们采访很多名人，经常谈文化，好像文化非常抽象化或精英化，和普通生活有距离。但是，考古学的“文化”概念有另一种解释，虽然它和我们日常所谈论的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系统，但还是启发我对文化有了不一样的认知。比如许宏在他书中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解释特别简洁：文化就是先民的生活痕迹以物质的形式保存下来。

先民的生活以物质的形式一层一层累积下来，后人通过这些生活的痕迹认识先民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这些东西就是文化。如果这样来理解，文化并非蹈空，是个脚踏实地的东西。我有几次去考古现场，脚踏在商代的土层，唐、宋、清的土层触手可及，这就是历史和文化的层级。在现场很难不感慨，因为直观感受到，历史和我的关系是这样的。这种感受，也会影响到我做编辑的视野和方法。

和抖音上一分钟、几十秒的流量短视频相比，这些报道是我们选择的新闻长期主义。文本—踏访—现实，用行走打开阅读，从经典文本出发来连接现实层面，是我们在这一类型封面故事中尝试的方法。地理山川，相对恒定的自然物，塑造了一地的生活形态，也参与塑造了一地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内核。我们通过遗址辨析、史料发掘，更重要的是通过记者在现实中的踏访，将文化史、生活史，为读者一层一层打开。

周刊以如此体量的报道，来关注和日常生活看起来有距离的考古故事，其实还是为了帮助回应当下的问题，比如个体对人之处境偶尔会有的思考，比如我们是谁，我们身处的世界何以成为现在的世界，又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

其实我不是完全在一个既定轨道上的工作经历。1999年底，个人困扰叠加世纪末情绪，我辞职了，决定去法国读书。我在巴黎待了两年多。我做什么总慢热，记得不少人刚毕业就想出国，我一点概念都没有，连考研究生都没想过，分配就分配了，全凭人家的善意带来的运气。突然到工作七八年了，觉得要重新换一种生活。

回国后，我就应聘到了《三联生活周刊》，几乎是把前十年的工作积累全抹掉了，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写专栏、做报道，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进入周刊的工作氛围。

到周刊后，我的生活和工作就以周为单位格式化了，等到某个时刻回看，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迈上了一个小小的台阶，就很满足。我不觉得需要与比我更好的人比较，会焦虑、惶恐，我通常只会和自己比。

感谢老主编朱伟给了我非常宝贵的自由空间，没有强迫我迅速成为某种类型的记者。与我一同进三联的同事们绝大部分比我年轻，他们都很出色。当时我的工作是写一个小专栏，在周刊整个架构中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很结实地、认真地，一篇一篇在写，也不能说写得好，可能就是认真读了一些书，积累了一些东西。记者的写作与作家不同，它是个时间层积、认知累积的过程，像我第一本书《妖娆世纪》是我写文化专栏期间的文章结集，《现场：当代艺术访谈录》是我做当代艺术采访后的报道结集，现在这本《艺术是一场冒险》是我近十年的艺术方面的文章结集。

《艺术是一场冒险》，商务印书馆，2024年6月版

外面曾有人说，《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不太与其他媒体同行打交道，其实也不是。应该说，老主编朱伟当时给我们记者营造了一个小环境，好好阅读、好好写作，不太被其他事情干扰。他对每个人的要求可能不尽相同，有些人能特别快速地显现出来，也有些人，像我，就特别慢。我挺感谢周刊的工作氛围，以及那个时候延续下来的对智性生活的推崇。

我并没有特别自觉的写作训练，当然阅读是重要的，朱伟曾要求我们，兴趣阅读之外，还要学习功用性的阅读，功用性阅读是围绕我们日常采访和写作展开的，写一篇三千字的稿子也许需要读四五本书。这种阅读由于时间所限，目的直接、速度快，但其实颇有助益。往往在完成稿子后，如果觉得其中有本书对自己特别有帮助，我会再去仔细阅读这本书。

年轻的时候，我并不是特别爱好写作的文青，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后，才真正有了一点写作的意识。比较吸引我的，是那种朴素干净的文字。生命经验可以是写作经验，关键看你怎么表述，用朴素的方法把它写出来，有时候就很动人。1980年代、1990年代，印象中普遍还是喜欢玄妙的、华丽的、铺排的，所谓的文采，但我不喜欢那种。

文学和艺术，对每个人的召唤其实都不一样。像到美术馆里面，我喜欢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最有名的那几件，可能是某件很小的、角落里的作品。我念念不忘的书，别人看来可能很可笑，不符合我的年龄，比如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战后日本最畅销的书），别人可能觉得它是一本简单的书，但对我来说，它是我很爱的一本书。几个月前，黑柳彻子又访问中国，接受了我们同事的采访，我都很兴奋，不过我也不太会利用工作之便去追星。她不是专业作家，职业是跳芭蕾舞，做电视节目，近五十岁时才回忆童年，写了这本书。

有段时间朋友间流行做类似普鲁斯特问卷的那种读书问答，我经常很不好意思答，因为我最爱的人生书就是《窗边的小豆豆》《小王子》，读到它们还不是我小时候，应该是大学以后了。《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真的改变了我对很多事物的观感，甚至可以说世界观。

《窗边的小豆豆》，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18年5月版

到周刊后，对记者的基本训练就是要从复杂性出发来思考与工作。很多事情都是复杂的，是多种社会面向和时代背景下的结果，个人往往被裹挟其中。所以在我自己的写作里，不管文章有多短，我总希望能用相对复杂的维度来看待笔下的人和事。做了编辑以后，更是如此。

2018年，我们做沈从文封面（《沈从文：最后一个浪漫派》，2018年第20期），我对沈从文传（《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作者张新颖说过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大意是，时代潮流消退后，弱小的个体反而从历史当中站立起来……让人感慨。身处潮流之中，个体往往是看不到的，被淹没的。当有了时间的距离后，人们会想要看见个体，特别愿意了解个体的经历、生命经验、思考。

我没有写作理想，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的写作者。2000年代早期的三联真是人才济济，在老主编朱伟眼里，我肯定不算好的写作者。但从我个人而言，每做一件事，我总是希望它能达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结果，对得起自己名字出现在出版物上。

我的写作经历——如果说我有写作的话，我真不认为自己有写作……大部分周刊的老记者都经历过，三个月试用期间，朱伟会不断毙稿。他也不会跟你说应该怎么写，记者要在一次次毙稿里面自己去琢磨。正式成为周刊记者后，我的稿子基本没被毙过，他也不太改了，我就到了相对稳定的也是自由的写作状态，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写。

至于采访，我个人觉得，真实的好奇心最重要。在访问前，我通常会尽可能多搜集关于采访对象的报道、著作，我要足够了解他。其次是梳理的笨功夫，就这些框架阅读的基础上，我会去寻找缺口，就是没被提到而我想要知道的问题和不充分的回答。最后，我更喜欢用小问题来打开通向深度的通道，而不是大问题，也许多个小问题的沟通会达至大问题。

作为编辑，现在我要面对大量的好文字和不好的文字，碰到缺稿的时候，甚至必须要把不那么好的文字变成相对还算好的文字。编辑是个容器。不过一旦读到好的稿件，出乎预判的好，真的会有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就极其沮丧。

我在三联待了二十一年，算老同志了。三联现在有很多年轻记者，一晃眼也来了10年了。创刊10年、20年、30年的时间点我们都出过纪念刊和书，马上要出30年的书。我运气好，每个点都赶上了，虽然十年纪念的时候，我还是个加入不久的新人。

做媒体是比较适合我的工作，不断有更新，被刺激，不会觉得重复。做周刊节奏很快，但也帮我抵抗了一些焦虑。无论是写稿还是编辑，我的工作和生活都自然地被格式化为一周的计量单位，每周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做到我力所能及的程度。可能，认真做具体的事情就是抵抗焦虑的好方式。累是当然累，每周一个封面报道是五六十页的量，要有值得关注的选题，要厘清核心问题，记者怎么安排，结构采取哪种；还有对每一位记者采访的追踪和即时反馈，最后的审稿。但它是确切的，具体的。

年轻的同事现在可能很难有我们刚进周刊那时候感受到的做记者的意义感。随着网络和流媒体的兴起，传播渠道和阅读习惯在改变，他们的文字的影响范围在改变或萎缩。不过也没有那么悲观，要看怎么看。大量的严肃机构媒体或公共性媒体消失或势弱后，《三联生活周刊》坚持了下来，众声喧哗之中，它对事实和现场的努力抵达，作为公共媒体的价值与影响，某种程度也许能够更显现出来了。

周刊有个自觉或者说野心，希望我们的文章、我们观察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不是只保鲜24小时，希望一年以后甚至多年以后，它们依然能被人谈论。一周一周地运转，我们习得了不求一次性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每个选题、每篇文章反复进入一个领域，不断发现最新鲜的内容，这也是媒体的自我要求。

记者本能就是破局。你不能每天看概念性或者文本性的东西，或者发愁没东西可写，你得破局。破局的方法就是走到事实本身去，一件一件事累加起来，可能就会改变一点。你不做，只是哀叹网络都是碎片、虚假、垃圾等，那就永远要躺在垃圾堆里。

老主编朱伟给《妖娆世纪》写序，有句话我一直记得，“发现与搜求新的成果，可能要付出较多成本，在我看，那是依靠微弱的烛光去一点一点照亮的一个漫长而孤寂的隧道，躬身其中，会坚持以一己之力前行而无止境，就永不会产生一叶障目的错觉。”他也对我们提要求，希望我们能够为搜索引擎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我们能做的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些新的、厚重的、基于事实的内容，而不是轻薄与重复制造。

在三联中读的录音室里，正在录制播客节目《跟着艺术去旅行》

我们最近做了一期福柯封面（《福柯：生活实验就是哲学实验：主体生存美学关心自己直言知识》，2024年第26期），口碑不错，销量也不错，读者反馈说这个时代还有大众媒体来认真谈论哲学，很有意义。我们其实这几年持续在探讨哲学问题，从不同角度，比如我们讨论过中学生是否需要学习哲学（《高中生需要哲学吗：惊异与思辨：一个中学哲学社的故事》，2020年第18期），也探讨过日常生活中哲学对于普通人的意义（《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2022年第47期）。

在另一位副主编吴琪负责的社会报道领域，则有土摩托（袁越）的人类起源系列（人类三部曲：《中国人从哪里来？：历时半年采访全球顶级科学家》，2017年第23期；《人类到底能活多久：抗衰老科学指南》，2018年第3期；《人类的创造力是从哪里来的》，2018年第46期。新人类三部曲：《人类未来，吃什么：全球农业考察记》，2019年第41期；《人类未来，用什么：建筑材料塑料纺织材料》，2021年第9期；《未来的能源》，2022年第8期），很严肃，也拥有大量读者，并且全部出版成书了。销量与严肃并不矛盾，不管时代如何，总有人愿意探索精神世界，关心重大问题。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不让一直喜欢《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失望，如果能吸引到新的读者那就更好了。

老主编朱伟做三联的时候，不仅全力打造自己的写作团队，还把每个记者培养成在某个领域内具有持续学习与思考能力的人。至今，周刊仍仅有少数栏目对约稿开放，其他内容都由自己的记者来完成采写。这样的好处是给记者持续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也让周刊保持自己稳定的气质。2009年苗炜和陈赛去英国做剑桥封面（《剑桥：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800年造就的精神地图》，2009年第39期），认识了剑桥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生苗千，后来苗千就加入了周刊。朱伟给苗千的工作是坚持每周写两页关于物理学最前沿的专栏文章，这些内容门槛非常高，编辑们可能也难以理解，但据说朱伟的解释是，一本杂志总要有点让人看不懂的东西。2017年后，我已经做编辑了，我建议苗千在撰写科学专栏的同时，尝试做科学访谈，2018年他开了一个新栏目“前沿”，采访国内外的诺贝尔奖得主和顶尖科学家，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同时，周刊还策划了一个诺贝尔奖封面系列，叫“改变世界的人”，目前做到了2023年。苗千每年都受邀去诺贝尔奖现场，采访获奖人和评委科学家。这个栏目在这些年积累了一些报道，今年8月苗千出版了他的新书《前沿答问：与十四个物理学家的对话》。

我有时也很感慨，至少我自己，作为传统媒体所谓黄金时代的记者，可能真是相对幸运的人，得到了超越自身视野和能力的丰富的给养。

附：2020年至今《三联生活周刊》文学专题封面不完全记录

《福柯：生活实验就是哲学实验：主体生存美学关心自己直言知识》（2024年第26期7月1日，总第1295期）

《林中响箭：重读鲁迅的邀请》（2024年第23期6月10日，总第1292期）

《我就是文学：卡夫卡去世100周年》（2024年第18期5月6日，总第1287期）

《李白地理：中国人的精神山水》（2023年第40期10月2日，总第1258期）

《讲述南方：潮湿黏腻隐秘魔幻 / 混杂遮蔽野生草根 / 为渺小者写的真实》（2023年第32期8月7日，总第1250期）

《米兰·昆德拉，与我们》（2023年第30期7月24日，总第1248期）

《〈三体〉：宇宙尺度：孤独与想象》（2023年第8期2月20日，总第1226期）

《被诗唤醒》（2022年第50期12月12日，总第1217期）

《托尔金的世界：弱小者改变历史》（2022年第27期7月4日，总第1194期）

《她们讲述的世界：专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2022年第19期5月9日，总第11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