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旁观者视角下的医院：治疗背后的冲突与共情

【编者按】作者王戈多笔下的医院，充满着人在面临生死病痛时的真实反应。本书讲述了作者在医院的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作者认为，医院的矛盾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人们在面对超脱日常生活经验的问题时，往往会暴露出真正的本心。对于医生而言，如何平衡治疗背后的冲突与共情，是日常工作中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任务和挑战。

在医院门诊，医生们讨论医疗案例。

澎湃新闻： 本书的写作风格非常独特，由一个个短篇故事组成，这些故事往往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想象与反思的空间。在您看来，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否对应着现实医院中大量的突发情况？故事结尾的突然性是否也是有意为之？

王戈多：故事的结尾戛然而止，肯定有有意为之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医院的工作中，有很多的事情本身就是戛然而止，有的是因为家属放弃治疗，有的是因为患者病故或者治愈出院，没有再做记录的必要。中国有句俗话叫“人死债消”，不管是金钱的债务还是血债，都会伴随着肉体的死亡一笔勾销。我本身是学新闻出身，常年的写作训练培养我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出现在各个故事中，并不做过多的价值评价，伴随着患者的死亡或者结束治疗，这也导致在叙述中会有戛然而止的感觉。再者是因为我和一些患者只是工作中的萍水相逢，有的只是一面之缘，再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很多人就一生之中再无交集，所以也会导致故事结束的很突然。

澎湃新闻：作者称本书是一个医院局外人眼中的“医患世界”。作为一位“旁观者”，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在医院内的工作，您工作的部门接触的病人有何特殊之处？

王戈多：我是2009年参加工作，最早时是在医院办公室工作，当时信访、投诉等工作是放在办公室的，这就会导致我可以接触到一些比较异类的案例。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来了一个患者进行投诉，投诉的原因是护士态度不好。因为患者本身经济条件很好，也没有这方面的诉求，就是要求护士道歉，我们再调取监控后并没有发现护士态度方面有什么不妥之处，便拒绝了让护士出面。患者便赖在办公室不走，从下午2点多一直耗到凌晨3点，整个过程患者也不折腾，反而是很平和的和我聊天，所以对他的整个人生轨迹，甚至人生中的很多细节都很了解。

后来开始参加“总值班”，就是在非工作时间协调医院各种突发事宜，包括急诊收治了“三无”（无身份证明，无家属陪同，无支付能力）患者，协调急会诊，启动应急救援队等等。在总值班过程中，接触的患者最大特殊之处一个是“急”，另一个就是“压力”，第三个就是“特殊”，急是指很多都是急危重症，需要快速进行决断；压力是指支付上的压力，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到很微妙的人性；特殊是指很多奇葩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急诊，千奇百怪，完全超出了我们日常的认知。在我们以前老主任教育我们，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只要来了医院，心理负担都非常大，所以并不能按身心健康的人对待，需要和他们多沟通，尤其是我们行政部门，只要患者来找，他肯定是受了“委屈”，不管这种“委屈”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

之后我调到了医院的宣传部门，需要经常和医生护士们打交道，为他们写稿子，大家渐渐就不只是同事关系，更多的成为了朋友，有了深入的接触，他们知道我在写这些小故事之后，会把他们在临床中遇到的一些故事讲给我听。

澎湃新闻：从大量的故事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医患关系的反思。序言中写道，年长的医生往往人情练达，能洞悉患者的需求。而病人的需求或是直接，或是隐藏在只言片语中。在您看来，这种微妙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王戈多：在中国，很多人是耻于言钱的，同时又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尤其是经济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很多人是能够理性的算计经济账和感情账，但是患者和家属，家属和患者之间又不愿意撕下亲情最后的面具，尤其是家属，会表现出一种荒诞的一幕：家属说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治，心里想的却是医生你给说一句放弃治疗吧；患者说得了不好的病就别乱花钱了，心里想的是医生你给说一句，还能再争取一下。而医生作为第三方，能做的只是如实描述病情，最终的决定权还得是患者和家属。所以说，在诊疗关系中，真正想治好患者的，只有医生，这是他的职业，和高尚不高尚没有太多的关系。而患者和家属是要算经济账和感情账的。

澎湃新闻：在序言中作者写道，医生并非不能共情，但职业要求他们必须时刻保持冷静，才能更好地治病救人。在您看来，医生应该如何保持好对于病人的基本关怀，同时维持住理性的专业判断？

王戈多：不共情，保持冷静，并不是指不会给予患者基本关怀，最明显的一点，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说“病人”，大部分时候是说“患者”，就是为了照顾患者的情绪，这种关怀是融入在点点滴滴的。这和职业教育有关系，也和个人的道德素质有关系。有一次在我们技能培训中心，一位学生对技能实操的模拟人扇了一个巴掌，我的感觉是孩子可能第一次见这种酷似真人的橡胶模拟人感到好奇，但带教老师非常严格的对他进行了批评，并且那节课他全程只能在旁边观看，不能上手实操。我和我们分管教学的副院长说起这件事，觉得对孩子要求过于严格，但她却认为带教老师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于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就应该从他学医就开始，一点一滴，包括实验动物，包括模拟人。

我说的“共情”，是很多家属认为自己家人病重，医生在和他们谈话时非常的平静，或者患者病故，主管医生不能和他们同悲。类似这种“共情”是要不得的，现实中我见过一两个这种医生，我个人认为这种医生要么就是异常感性，而感性是治病救人的大敌，要么就是极度的伪善。而真正的人文关怀，是在能力范围内给予患者真正的关心，书中《名士陆主任》中的老陆主任，他是神经内科医生，有一项查体要看患者的肌肉反应，正常操作是用金属制成的笔划患者手掌，观察患者反应。陆主任在实践中发现金属接触皮肤让患者感觉不舒服，他就将金属笔尖替换成了木制笔尖。我们儿科老主任刘元贞，每次在给小患儿用听诊器时，尤其是冬天，都会把听诊器捂暖和了再用。我觉得这才是对患者真正的人文关怀，而不是同喜同悲。

澎湃新闻：书中有不少故事记录了在面对重大疾病时，家属对于是否继续治疗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在您看来，继续或放弃治疗背后存在着怎样的伦理思考？您是否有印象深刻的案例能与读者分享？

王戈多：无论是倾家荡产的治疗，还是放弃治疗，我都不愿意做价值评价，每个人行为选择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知道的不得已。而我个人认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无论家属还是患者，都要理性对待“生命”。过度治疗很多时候并非医院的选择，而是患者及家属的选择，曾经一位老院长曾说，恶性肿瘤患者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吓死的，还有三分之一是得病死的，我深以为然，很多的恶性肿瘤患者不进行积极治疗甚至比治疗活的还长。但是家属和患者不这么认为，即使医生谈话时将数据统计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想奇迹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和买彩票一样。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五台山的患者，本身信佛，来医院时候拿上PET-CT片子让我们放疗科主任看时，主任将片子插在阅片灯上用红蓝铅划出了至少十几处转移的地方。为了不让患者伤心，主任让患者回避一下，要和家属谈，患者说我都这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于是就当着患者的面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手术和放疗已经没有意义，只有化疗一种途径。患者自己决定不进行化疗，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尽量不要让他疼。这个患者又生存了5个多月，最后在家人的陪同下走完了最后一程。癌痛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疼痛，我的观点是只要没有特效药或者治疗手段，对于癌症晚期，甚至中期患者，我们想的应该是如何止痛，而不是如何治疗。我们一位主任说他最后的事情就是在抢救母亲的时候给母亲做了气管切开，他自己知道没有意义，但就想等奇迹发生，而能发生的，还叫奇迹吗？社会学家应该和相关的法律、医学方面的专家制定出一个安乐死的制度，到什么程度就可以选择安乐死，癌症患者晚期时，真的是太痛苦了，生不如死并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种状态。

对于一般性的患者，治与不治之间，掺杂了太多社会性因素和个人情感因素了。最初的书稿中，曾经有一篇叫《人间不值》的，是讲一个小朋友的故事，后来觉得过于黑暗，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成书时选择了删除。我曾遇到一例很简单的一个上消化道出血，这个患者的儿子就是不愿意在手术单上签字。父子之间具体有什么心结，我们外人根本没有资格评价。

澎湃新闻：书中记录了一则丈夫为妻子购买意外保险后蓄意肇事的故事，更令人愤怒的是，丈夫拒绝在手术过程中进行家属签字。万幸的是，自榆林产妇死亡事件后，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一样可以手术。最近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中同样出现家属对于手术签字犹豫不决的情节。在您看来，病人实现自主权代表着何种进步？

王戈多：我的身体我做主，这肯定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患者如果有意识，这并不存在过多的矛盾，关键是很多时候，患者是没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会医生会非常纠结，如果家属不签字，即使手术成功，医生都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麻烦，更不用说手术失败。医生不可能为一个患者冒着失去工作，甚至是失去从医资格的风险去做这样的手术，这也是对医生的苛责，同样这样的责任也不应该让医院来承担，这也是对医院的苛责。对于这样的患者，尤其是未成年，我们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社会救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读完本书，在感叹医院中的种种矛盾之外，也能感到这些冲突既存在于医生与病患之间，也存在于患者的家庭中。某种程度上，疾病是否凸显出隐藏在日常生活下的矛盾？

王戈多：这是一定的，就像《我不是药神》里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话糙理不糙，很多家境优渥的家庭在疾病治疗方面，无论是患者家庭中还是医患之间，矛盾相对都小很多，因为已经解决了最核心的问题，这就是现实。但往往麻绳只挑细处断，穷苦人得病的概率感觉更大一些，这可能和疾病预防，健康意识和工作生活环境有关系。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国家的医保制度已经非常优秀，但依旧难以完全满足人们对医疗无止境的追求。怪不能怪我们生而为人，众生皆苦，怪不能怪资源有限。最终，生存是第一要义，而资源又有限。现在能做的，是在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自己和家人做好准备。

澎湃新闻：目前网络上存在对医院看病难，环境混乱，检查多，等待长，医生脾气差的批评；也有医生表示工作压力太大，患者不配合，可能遇见医患矛盾等情况。在您看来，医院，医护和病患存在着哪些问题与矛盾？能否谈谈您对此的看法？

王戈多：医患矛盾，既然是矛盾，我认为并不是单方面的，医生肯定也有问题的，比如说脾气差，我们仔细分析过患者投诉，往往一个医院就集中在几个医生身上，并且大部分都是服务态度问题。很多医生不愿意承认医院是服务行业，确实医院也不是服务行业，但我们都是在为人服务，不是吗？工作压力大并不是态度差的理由。患者方面也存在问题，主要是诉求太高和对一些政策的不了解。关键点是，医患双方很多时候不在一个语义环境中。医学是专业门槛异常高的一个学科，医生觉得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而患者觉得还是云山雾绕没听明白。但是很多时候，根本不可能听明白，医生们每天工作又那么忙，不可能无休止地解释。所以就会出现医生脾气差，患者不配合的情况。

还有患者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例如患者想住单间，问题是医院没有那么多单间给患者；想让主任做手术，累死主任也不可能给全科的患者做手术；患者希望做了治疗就完全康复，其实医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发达，几千年了连个感冒特效药都没有，所以我们才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经常和医生接触，希望社会上能够对医生给予一些理解，他们的工作压力和强度真的非常大，少一些戾气，多一些理解；也希望医生们也能给予患者更多关心，不忘学医的初心。

至于看病难，环境混乱，检查多，等待长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医疗制度和医疗的性价比已经非常优秀了。像在一些发达国家，看病等待时间长达三五个月，还不一定能看得上；有些发展中国家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但面临缺医少药的挑战。当然，我们也一直在致力于提高医疗效率，DRG（按疾病诊断相关组分类）付费、优质护理，医养结合，让我们的医疗获得更好的发展。